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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2026年7月21日，大西洋两岸几乎在同一时刻掀起一场事关科学的浪潮。英国新首相就任翌日便一举撤销成立仅三年的科技部；白宫也在当天发布长达123页的重磅报告，宣告美国科研体系迎来了八十年来最彻底的重塑。两起事件看似互不相干，实则交相辉映，深刻昭示出同一个趋势：二战后建立的“给科学家自由、由大学主导研究”的传统科研模式，正快速让位给一种强调国家竞争、产业导向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新逻辑。
三年即遭拆解：英国科技部为何短命？
2026年7月21日，安迪·伯纳姆接任英国首相刚满一天，便轰动性地宣布撤销科学、创新与技术部（DSIT）。
这个部门的寿命极其短暂。2023年2月，时任首相里希·苏纳克将分散于商业部与数字文化部的科技职能整合，高调成立DSIT。当时英国政府目标明确：必须将科学、创新与技术推向国家决策的最核心。在部门成立仪式上，官方高调宣称科学将在内阁会议桌上占据“顶格席位”。
这种雄心壮志的背后，折射出英国深层的科技焦虑。凭借牛津、剑桥与帝国理工等顶尖名校，英国的基础研究能力长期稳居全球前列。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始终困扰着英国人：他们极擅长创造知识，却屡屡在知识转化环节掉队。从人工智能到生命科学，从半导体到先进制造，无数原创成果诞生在英国的实验室里，其巨大的商业化成果却往往花落美国。
DSIT正是为破局而生，其使命远不止管理科研，更是要将科学淬炼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发动机。
令人唏嘘的是，仅仅过了三年，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部门便灰飞烟灭。按照最新的拆解方案，DSIT的职能被拆分重组：科学与创新划归新成立的商业、创新、科学与贸易部（DBIST）；人工智能战略及AI安全研究所等核心事务移交内阁办公室；数字事务则归入文化部门。
一个曾高调设立的科技内阁部门，就这样走到了终点。
重回商业还是坚守自由：科学的安身之所何在？
部门裁撤在英国科学界引发了极其猛烈的撕裂与争论。
支持者认为，将科学单独设成一个独立部门本就是战略失误。21世纪的国际博弈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论文与科研竞争，演变为综合性的科技产业较量。科研成果如果无法渗透进制造业、能源、医疗、国防及新兴科技企业，就无法转化为切实的国家竞争力。前英国科学国务大臣乔治·弗里曼指出，英国不需要一个“围绕科技政策打转的小部门”，而应让研发能力深度融入整个国家经济体系。前科学大臣格雷格·克拉克同样强调，政府内部的“行政孤岛”此前严重拖累了效率，将科学、创新与商业重新拧成一股绳，能够极大缩短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产品的转化路径。
然而反对者却警惕着潜在的危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诺贝尔奖得主保罗·纳斯爵士掷地有声地警告，科学绝对不能沦为商业的“次级合伙人”。科学界普遍担忧，商业部门天生追逐短期回报，关注具体的就业数据、投资规模与GDP增长；而基础科学往往需要长达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孕育才能展现深远价值。量子力学横空出世时，无人能预见半导体产业的繁荣；电磁理论奠基之时，也无人能想象数字时代的到来。倘若科研评估指标全面转向产业投资逻辑，那些短期内毫无收益却能颠覆未来的前沿探索，极有可能遭遇无情的边缘化。
此外，批评者还指出，将科技职能散落于各个部门，极易引发关键政策领域的碎片化，各接收机构可能因缺乏统筹能力而无法给予科技事务应有的战略重视。
从“无尽的前沿”到“新黄金时代”
如果说英国裁撤DSIT是一场行政架构的拆解，那么美国正在上演的变革，则是对整个现代科研体系的底层逻辑重塑。
2026年7月21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向总统递交了一份长达123页的纲领性报告，题目定为《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这一标题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历史隐喻。它直接呼应了1945年美国科学政策的基石：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的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两份报告相隔八十一年，面对的时代变局与核心命题已然天差地别。
1945年二战刚刚落幕，布什在报告中确立了影响全球数十年的科研范式：政府应当倾力资助基础科学，同时严格避免过度干预科学家的自由选择。在这套体系下，政府出资，大学研发，科学家自由探索，企业负责商业化落地。这套逻辑深信，只要赋予科学足够的自由度，科学自会回馈国家以无尽的财富与强盛。晶体管的诞生、激光的应用、互联网的普及、GPS的定位以及mRNA疫苗的突破，美国过去大半个世纪的科技霸权，无一不建立在这一模式之上。
然而，今天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与生物技术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科技不再单纯是经济发展的杠杆，更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军事对抗、供应链安全以及全球话语权的分配。
《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份新的科学纲领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科学早已超越纯粹的知识探索，它本身就是国家核心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AI重塑科研：科学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AI时代之所以能够撼动传统科研体系，根源在于人工智能彻底重构了科学创新的基本流程。
几百年来，科学突破高度依赖人类科学家的个体能力：从提出假说、检索文献、设计实验到分析数据，最稀缺的瓶颈始终是人的时间和认知精力。而今，顶级大模型展现出惊人的科研潜能，它们能瞬间吞吐数百万篇学术论文，梳理庞杂的知识网络，寻找隐藏的跨学科关联，甚至辅助提出研究假设并自动化设计实验方案。在材料基因组工程、新药研发以及蛋白质结构预测等领域，AI正迅速跃升为不可或缺的核心生产力工具。在数学领域，AI甚至能推翻近一个世纪的猜想。
科研竞争的决定性变量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过去，谁拥有的顶尖科学家最多、高等学府最密集、高水平论文最丰富，谁就掌握着绝对话语权；而在今天，谁拥有性能更优异的AI模型、更庞大的算力集群、更优质的高清数据集以及更先进的自动化实验平台，谁就能捷足先登，掌握下一代科学发现的制高点。
这种转变促使美国政府全面审视传统的科研资助机制。当未来的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依赖大型AI基础设施时，仅凭大学实验室里小打小闹的传统课题研究，显然无法适应激烈的国家级战略竞争。
打破高校藩篱：从大学实验室走向AI超级平台
在传统模式下，美国的科研研发有着泾渭分明的条块分工：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大学承担科学探索，企业完成成果转化。但在AI浪潮的冲击下，这条原本顺畅的传导链条已然瓦解。
当今最前沿的AI科学探索，早已不再局限于大学的围墙之内。以OpenAI、Google DeepMind和Anthropic为代表的企业巨头，手握惊人的资金流、顶尖的人力资源、海量的计算资源以及庞大的工程落地团队。在诸多前沿领域，企业实验室的研发效能与创新突破能力已全面碾压传统大学。
新报告明确提出，科研资助应大幅转向对“个体科学家”而非“传统机构”的支持，同时大力建构新型研究组织。报告对现有的拨款审核体制进行了犀利的抨击，指出过去一项申请从提交到获批往往耗时近两年，“这几乎等同于设计并制造首架波音747的时间”。因此，美国政府的科研拨款正大幅度从传统高校向企业以及国家级战略项目倾斜。报告更是开门见山地断言：“大学已不再是美国最具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唯一家园。”
这一剧烈转向在美国高校内部激起了滔天巨浪。研究人员深感忧虑，认为将资助资金从大学体系中大量剥离，会严重扭曲科学研究的优先次序，拖慢基础发现的步伐。多位学者公开指责这种做法“极其天真且错误”，甚至有批评声音直言，这无异于“将严肃的科学研究完全押宝给风险投资”。
任务驱动时代：全球科研体系的集体转向
如果说1945年的科研逻辑是“放手让科学自由探索未知”，那么今天风靡全球的新逻辑正演变为“聚焦让科学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危机”。
这种战略转向实则是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中国长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集中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欧洲近年来相继推出《芯片法案》与《人工智能法案》，强力干预产业布局；日本全面强化经济安全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韩国则持续深化“政府规划、企业砸钱、产业牵引”的深度绑定模式。
尽管各国选择的政策路径截然不同，但终点却高度一致：科学研究正在彻底告别纯粹的象牙塔知识探索，转而全面融入国家竞争体系的核心环节。
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
然而，这场势不可挡的深刻转向，也带来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终极悖论。当科研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产业价值、国家意志与战略使命，纯粹的基础科学究竟该何去何从？
人类科技史一再证明，无数彻底改变世界的技术成果，在诞生之初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应用指向。量子力学诞生之时，科学家从未预想过半导体产业的诞生；数学家在推演抽象数论时，完全不知它会成为现代计算机与密码学的基石；电磁学理论建立时，同样没人能预测到互联网时代的降临。科学最震慑人心的力量与价值，恰恰源于人类对纯粹未知的无畏探索。
未来的科研体系必须直面这一核心矛盾：如何在AI时代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的同时，为那些看似“无用”的未知探索保留一片自由生长的净土？这或许是21世纪所有科技强国都无法回避的时代考题。
从英国裁撤DSIT的行政重组，到美国发布《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战略宣告，一个极其清晰的时代大势已然浮出水面：二战后延续了八十年的“以大学为中心”的科研体系，正全面向“国家战略+产业平台+AI基础设施”的全新范式加速迁移。未来的科技霸权之争，不再仅仅是科学家个人智慧的较量，而是整个国家科研组织力与制度创新力的终极对决。
参考文献
https://www.ft.com/content/08779c55-de8a-4a91-8200-7e47d71f961c
https://www.whitehouse.gov/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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